数风流人物还看前世与今朝

前世王月生安排的活动生效之时，后世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二人在根据王胜的只言片语展开头脑风暴。当然，在座的不止他们两位，其他相关部门的代表和文保专家济济一堂。</br>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按照对象说的千字文排序的话，犊字对应的应该是836”。</br>

“也就是说，你们怀疑有836箱宝物”，文物学泰斗陈老摘下眼镜擦了擦，继续道，“836箱啊。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可能我们文保系统以外的同志不是很清楚。这么说吧，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装箱转运活动，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当时国民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从1933年开始，把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打包装箱，先南下上海，然后转到南京，七七事变后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分别到四川的巴县、乐山和成都。这次是多少箱呢？2118箱。为这些文物的转运和收藏，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说，动员了多少部门和地方不说，单说说他们的保存，先是在南京专门修建了朝天宫保存库，在四川也是征用了很多房产。这次的836箱，至少相当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三分之一的规模，如果是在清末那种动荡的环境中，仅凭个人或者家族的力量，没有官府的协助，是如何完成的，我个人难以想象”。</br>

“对象有没有具体说明宝物的大致情况呢？比如，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贵金属，还是艺术品？”兄弟部门的L代号代表发言。</br>

“对象关于内容的描述只有“彼之弃履，我之宝物”这八字说明”，当事人冯小姐回答。</br>

“如果单纯从字面解释的话，结合对象老祖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当时敦煌藏经窟或者克孜尔千佛洞内的可移动文物呢？比如王月生只砌墙保存了那些拿不走的壁画，而其他的......我只是说其中一种可能性啊，没有对王月生前辈不敬的意思。而且敦煌藏经窟里的发现迄今没有公布，我只能大胆假设”。地方志专家李研究员表示。</br>

“李研究员的假设很有启发”，历史学家张教授接话，“既然大胆假设，那么我也提出一种可能性。大家知道后面发现了光绪皇帝的圣旨碑。能否假设王月生当时是秘密受命以民间方式保护固定文物而转移可移动文物，然后，嗯，就像何彦升截留敦煌卷子”。见不少参会的人一脸迷茫，想起在座不少不是文物或历史圈内人士，只好硬着头皮解释。</br>